库哈斯与荷兰性
"荷兰没有山，只有风。" ---雷姆·库哈斯, 《小·中·大·加大》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某一天早上，一位在库哈斯的大都市建筑事务所（简称OMA）工作了数年的日本年轻建筑师U君象平常一样去鹿特丹的办公室上班。在经过门口布告栏时，他看见一张告示，上书："明天下午下班后公司将举行告别聚会……"云云，于是想不知是哪个倒霉蛋要被OMA开掉了。他好奇地凑近了一看，让他大吃一惊的是，公司要"欢送"的这个倒霉蛋正是他本人！……
上面这一幕是诸多围绕库哈斯和他的大都市建筑事务所发生的匪夷所思的故事之一。但对于荷兰人来说，这件事虽不合常理，但也算不上骇人听闻。荷兰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度：它几乎没有历史，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空间向量上。作为欧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它的国土却有几乎50%低于海平面。它的历史就是一部和洪水斗争的历史（荷兰现在的防洪标准是一万年一遇的洪水）。在这个国家诞生的最初，生存就是议事日程中的第一要务。意识形态的讨论、文化的建设、宗教的矛盾冲突等等这些在其他国家社会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问题都必须退居第二位。在洪水面前，无论男女老幼、穷人富人、神父罪犯，都得去加固大堤：因为在荷兰这个没有山的国家是无处可逃的。为了生存，人们必须容忍差异。如果你的邻居是同性恋、异教徒，即使你有一枪打死他的冲动，你也得保持克制。否则这种冲突一定会导致所有人生存环境的毁灭。 荷兰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意识形态讨论的缺失，导致了它的实用主义的基本价值观（这一点和中国的历史未必没有相似之处）。历史学家西蒙·斯哈马曾在他关于荷兰十七世纪黄金时期的《富人的尴尬》一书中研究过这样一个历史现象，为什么荷兰这个十六、十七世纪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这个资本主义的"孵卵器"未能孵化出工业革命这只鸡，而是被英国抢得先机。
洪水威胁下的荷兰社会中并没有真正的"敌我矛盾"。人人都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内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也必须尊重他人的这种自由，那怕它会导致一些古怪、不合常规的行为。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荷兰的足球大师克鲁依夫会毫无愧疚地在世界杯前宣布退出荷兰国家队（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中国会是什么情景），而在这之后他居然没有被荷兰人民的唾沫淹死。库哈斯正是借用了足球术"突然死亡"来形容荷兰人的率性而为和反复无常。作为荷兰人，他自己无可避免地也打上了这一烙印。而开头那一幕无疑是这种毫无征兆的"突然死亡"的最好的例子。
库哈斯生于1944年。他最初的职业是记者而非建筑师。从19岁开始，他为荷兰的海牙邮报主持名为"人、动物和东西"的闲话专栏，并为该杂志的文化专栏撰稿。业余时间他和一群朋友从事电影剧本创作。像他那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一样，在成长时期库哈斯深受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社会变革时期的文化思想影响。也正是在著名的五月风暴发生的1968年，他放弃了记者的工作，去伦敦学习建筑。但如果我们据此认为库哈斯是个激进的左派青年，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库哈斯效力的海牙邮报是一个右翼刊物，其创办人公开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辩护，这在当时的欧洲是很少见的。库哈斯本人有一次遭遇街头抗议者纵火，被困在办公室楼里险些丧命。这使得他对街头暴力深恶痛绝。库哈斯虽然怀有改造社会的理想，但他的政治立场充其量属于西方社会中间稍偏左的社会民主党。七十年代后期他对当时美国的卡特政府表示过赞许之意，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他的政治倾向。库哈斯的世界观毫无疑问地深深植根于荷兰的土壤。 在库哈斯的建筑思想中实用主义占据了
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他羡慕美国式的都市文明，对以纽约曼哈顿摩天楼为代表的稠密、拥挤的大城市的生活方式和风景赞赏有加，认为二十世纪正统的建筑史排斥这种新的城市和建筑现象是掩耳盗铃和迂腐的偏见。如果我们注意到纽约实际上是由荷兰人发现和规划建设的（它最早的名字是新阿姆斯特丹，而不是"新纽克"），那么库哈斯所谓"拥挤的当代文化"的建筑理论中的荷兰情结就昭然若揭了。
如果带着这种认识回过头来讨论库哈斯的中央电视台新台址方案，我们所关注的就不应该仅仅是方案本身，而是他的理论和方法对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模式和建筑实践的意义。在中国当代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中，意识形态的讨论几乎已被剔除干净。库哈斯的荷兰式的实用主义，他所宣扬的全球化和建筑实践追随资本逻辑的做法到底能为我们带来些什么，值得认真思考和对待。在这次的央视新总部大楼的设计中，库哈斯没有对任务书，对选址，对混乱不堪、充满投机色彩的城市规划和周边环境提出任何质疑，而是规规矩矩地像个小学生那样回答任务书提出的问题： 如何塑造一个标志性的高层建筑？他给出了他的答案。他的方案看上去很美，或者用中国人惯用的说法："很震撼"！在纯粹建筑设计的意义上库哈斯取得了成功。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库哈斯设计方法中的荷兰式的理性，他只关注项目计划和任何书所供信息的完整性，而没有对这些信息背的涵义和正当性表示任何怀疑，比如如此超大规模的项目将对城市基础设施和相邻地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央电视台作为一个政府所有的传媒机构是否需要通过摩天大楼的形式来为自己塑造独一无二的行业标志？等等。这种看似科学的保持价值中立的设计方法在中国目前毫批判性可言的建筑实践中，显得极为苍白和缺乏说服力。实际上库哈斯在90年代中期对中国珠江三角洲城市发展所做的调研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库哈斯对深圳、珠海早期发展中单纯追求速度和城市规划由于远期目标不明确而导致的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十分欣赏，并从方法论的高度加以总结。但是关于材料中的社会学方面的信息却是一片空白。这导致了他的研究严重背离中国的现实。事实上珠海现在正为早期的高速发展和目标不明确而付出代价。
最后我们也应看到库哈斯虽然在中国做建筑，他的脸却是朝向欧洲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求他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也许有失公允。因为这些问题是我们而不是他必须要回答的。
注：本文曾部分刊登在《南方周末》2003年4月3日"城市专题"中。
作者简介：朱亦民，荷兰贝尔拉格学院建筑学硕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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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6-28 20:35:06
